2026年2月15日（周日），在日中志愿者协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共生·爱·和平》举办的研讨会上，本研究所渡贯谅及文捷登台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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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贯发言稿】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产业创新研究所的渡贯。我既是以宪法、国际法为专业的研究者，同时也从事行政书士等实务工作。今天，值此日中志愿者协会成立2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我深感荣幸。也借此机会，向张会长以及各位会员二十年来怀着坚定信念、坚持不懈开展志愿活动的辛劳与付出，再次致以由衷的敬意。
那么，今天我想结合近期的选举形势，谈一谈日本在留外国人的现状与展望。近来，无论地方选举还是国政选举，所谓“外国人问题”时常成为争点。面对选举结果，大家或许会有各种复杂情绪——困惑、不安，甚至近似于无奈或看淡的心情。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张会长在去年12月策划的一场研讨会上，一位媒体人士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直指：在当下的日本社会（包括网络空间在内），在留外国人究竟该如何自处？这是一个连研究者也未能充分回应的提问。但正因为是当事者所发出的声音，作为从事移民研究的人，我认为正面面对它，是一种责任。
当然，这里不存在像“魔法咒语”一样的简单答案。但我希望通过分析日本社会何以让“外国人”被“问题化”的思维结构，来提示我们：究竟应当应对哪些事情，又应当如何应对。
为此，分析的关键在于三个概念：对华情绪、民粹主义、排外主义。
首先是对华情绪。现状相当严峻，这一点大家想必都已感受到了。去年实施的多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七到八成以上的国民回答“对中国没有亲近感”，而这一比例即使放在国际比较中也偏高。这些调查是在日中关系因高市首相就台湾问题的发言而进一步恶化之前进行的，并非近期才突然“风向骤变”。
更重要的是，可以说近似于“对华嫌恶”的情绪，自甲午战争以来就持续可见，也是近代日本必须面对的课题之一。有研究从历史学角度检讨对华情绪（金子 2025）指出：从明治时期到昭和前期，面向大众、包括儿童在内都能接触到的大众媒体，将同时代的中国与中国人作为一种被赋予负面情感的“娱乐内容”加以消费。这种娱乐性又与被称为“普遍的娱乐”的骂人文化相结合，使中国成为讽刺与嘲笑的对象。其源头固然与甲午战争、日中战争等敌对情绪相关，但即使在并非直接交战的时期，社会中对中国的批判性情绪仍被维持；在提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时事问题时，对中国的负面描写也延续不断。由敌对情绪带来的对对方的负面评价，即使在直接敌对结束之后，也会在某些契机下反复被再生产。当然需要谨慎比较，但在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中，把中国作为娱乐内容加以消费的倾向，如今似乎仍然存在。
然而，这类与中国相关的内容，很多时候难免把中国当作情绪宣泄口或猎奇对象，并不必然增加与“现实的中国”的接点。相反，日本人直接的中国经验在总体上非常有限。根据一项调查（园田 2025），对于“是否有在日中国人的朋友或熟人”这一可能是最贴近日常的中国体验，多数人回答“没有”；对于“是否去过中国”，多数人也回答“没有”。也就是说，日本人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并非主要源于与在日中国人的交往或访华等亲身经验，而是在“内容创作者的镜头”所折射出的间接、抽象的中国形象基础上形成的。需要强调的是：塑造这些中国形象的，主要是日本一方。
同时也值得注意：尽管年轻人理应更频繁接触到包括网络在内的中国相关内容，但他们的对华情绪往往比其他世代更为良好，其背景似乎与“身边存在日本居住的中国人朋友、熟人”有关。尽管他们亲自访问中国的经历仍不多，但在日本国内与在日中国人的实际交流，能够让人暂时把“被娱乐化的对华情绪”放到一边——这一点很有启示意义。事实上，当我询问一些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契机是什么”时，也有多人提到与在日中国人的交流。
如果话题到此为止，结论似乎是：增加交流就能改善对华情绪。但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近年来在日本国内对在留外国人整体涌现出的排外主义情绪。接下来，我将进一步讨论第二个关键词：民粹主义，以及第三个关键词：排外主义。
在去年的选举中，主张排外立场的参政党大幅跃进。由于过去常被认为欧洲式极右民粹主义在日本难以抬头，这一结果让不少人惊讶：日本是否也终于迎来了排外主义民粹？
不过，民粹主义本身并非新现象。若将其理解为“迎合大众的热门政治”，它反而几乎像影子一样伴随近代民主政体而存在，并随着产业结构转型而周期性高涨。历史上若把19世纪到20世纪对工业化的反弹视为传统的第一波，那么20世纪后半在城市中间阶层不满的基础上，主张新自由主义式政治改革者可视为第二波；进入21世纪后，对加速全球化带来诸问题的反弹可视为第三波。欧洲式极右民粹主义大体属于第三波，其特征在于：质问“谁才代表人民声音”的民粹主义，与排斥“脱离自身群体者”的排外主义相结合。两者之所以具有亲和性，是因为民粹主义那种“只有我们才代表人民”的反多元主义划线方式，会为排外主义的敌意提供助推。本来，“谁是我们”“我们到哪里为止”是极其复杂且暧昧的问题。而将这种边界过度简化的反多元主义论法，其危险性必须被强调。
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对精英的批判，确实也可能汇聚过去被边缘化的声音，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活化民主政治。政治学界对民粹主义的困惑，常被一句评价概括：民粹主义“常常提出正确的问题，却给出错误的答案”（米ュデ・卡尔特瓦瑟 2018）。那么，所谓“正确的问题”究竟指什么？许多论者指出：在既有政治日趋同质化的过程中，人们产生一种感受——政治把自己的不满丢在了路边。
结合近年来的“外国人问题”，日本既有政治一贯强调：为了应对全球化与人口减少，实质性的移民接纳不可或缺。对此，抱有对社会变化的模糊不安、却无处安放情绪的人，想必并不少见。这类情绪往往以与在留外国人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些许不满为契机，进一步与对既有政治决策的违和感相连。欧洲式极右民粹主义正是盯住这种“说不清但心里堵”的情绪，煽动一种对立结构：既有政治“听产业界的话”推动移民政策，却不倾听担忧价值观差异、社会保障负担、治安恶化的人民声音——并以此争取支持。
与此同时，在最近选举中大胜的高市政权，在外国人政策上多有承袭前政权之处。近年来的“对外国人趋严”并不完全是高市政权独有，反而更像欧洲也出现过的那种情形：作为既成政党的自民党在受到民粹政党批判后，持续对政策做出部分修正的结果。事实上，将博士生支援奖学金的对象限定为日本人、以及对“经营・管理签证”进行严格化（在制度批评大量涌现的背景下实施）的，是因对参政党等的跃进产生危机感的石破政权；将“以税金与社会保险费不缴纳为由的永住许可取消”制度化的，是岸田政权。此次选举期间，民粹政党一方批判继续接纳外国人的自民党，并高喊“别被自民党骗了”，也应在这一语境中理解。
因此，我认为高市首相的人气未必就等同于排外主义民粹的高涨；它更接近于小泉纯一郎前首相以“把自民党砸烂（自民党をぶっ壊す）”而聚拢人气的那种现象——即人们对“能斩断日本式羁绊、推进大胆政治经济改革”的人物产生热狂的“政治家偶像化”。近代日本的历史也提示这种热狂的风险不容忽视。但关键在于：把既有政治与日本政治革新对置的论法，与反全球化的第三波民粹主义，在根本上并不相同。
我之所以执着于区分这一差异，是因为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也会不同。当前得到喝彩的，是“由政治主导经济结构改革与创新、让日本经济复兴”的叙事。这类主张总体上更偏向亲全球化；即使存在一定不安，也未必内含排外主义原则。事实上，大多数人对于“需要优秀的外国人才”这一基本姿态，往往是理解或默许的；所谓“外国人问题”，更多被理解为要防止制度被不正利用或“搭便车”。
举例而言：最近几天我看到一些声音与报道，担忧因经营・管理签证严格化导致资本金要件上调，这一措施未必能有效防止原本被指出的制度滥用，却会对在日本努力经营的印度咖喱店造成巨大影响，甚至可能导致多元的民族料理文化断层。可以说，对于带有排外色彩的施策，社会中也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忧虑。在这一范围内，我认为，如政治学者所言：一方面认真对待人们本质上民主的“不安”，另一方面通过对话寻找解决方案，是可能的。
不过，考虑到当前社会氛围，一旦人们感觉既有政治没有“恰当地处理”在留外国人“问题”，排外主义民粹再次喷发的可能性仍会长期潜伏。最近选举中，也有令人担心的报道：在外国人较多的部分地区，极右翼色彩的政党在比例代表上扩大了得票。我的最大担忧是：当人们再度对既有政治失望时，第三波民粹主义式的主张会真正全面抬头。对第三波民粹主义而言，“外国人问题”意味着全球化侵蚀国家，有限资源被分配给外国人。围绕奖学金的争议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态度：过去，向留学生发放奖学金被认为是吸引优秀人才的政策而受到支持；而批判者则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质疑“为什么不优先日本人”，并将对留学生的资助视为某种“入侵”。当对方被当作侵略者时，对话就会包含对其存在的否定，从而变得极其困难。
因此，我认为当下最需要做的，是防止人们那种模糊的不安与排外主义民粹结合。至于对策，第一点可以称为“视角的个人化”：也就是尽可能在对等的个体之间建立关系与展开对话。在日本社会里，在留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有时会被当作仿佛“整体的代表”来对待——即便并无恶意。必要的是：不要用“大写的中国”或“大写的在留外国人”去争论、在对方划定的边界线上反驳，而应当在个人经验与感想的范围内重新追问那条边界，若可能，就把那条线从根上卸掉。把对方当作同样有理性也有情感的普通人去对话，积累安心感与共同记忆，最终才可能生成真正对等的关系。
当然，即使接住了人们的问题意识，在留外国人仍常常不被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也缺乏足以对不满进行回应的政治地位——这同样是事实。我也并不是要说必须去与满口暴言的人对话。若排外主义的敌意已经指向在留外国人，那么只能以集体方式与之对峙。尤其是，在留外国人组织与媒体应当以正确信息反驳错误信息，并为遭受敌意指向的在留外国人个人与法人提供法律与心理支持，防止出现“声音大的人就赢”的局面。
最后一点，是不要把持排外主义主张的人当作铁板一块。此前在一部围绕川口市库尔德人问题的NHK纪录片中，有这样一段采访：一位人士因与库尔德人发生了个人层面的纠纷，把郁愤写到网上后，许多“根本没亲眼见过”的人蜂拥而至一起辱骂库尔德人，形成网络炎上；他因此感到害怕，停止了发言。这样的声音不应与排外主义完全等同。相反，正如这部纪录片所展示的那样，若能细致拾起这些“原本可以对话”的声音、不把他们推向排外主义阵营，反而可能成为削弱排外主义民粹需求的契机。
最后，我想回到前半部分谈到的对华情绪。对华情绪恶化当然值得忧虑，但我个人认为，这更多是“交流出口端”的问题。因为即便对华情绪好转、对中国的亲近感增加，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日本人就会希望“有更多中国人来日本居住”。正因如此，我更严肃地看待会封堵交流入口的排外主义。
另外还有一点想强调。后殖民主义中有一句代表性的话：“黑皮肤，白面具”。它批判性地描绘了黑人为了得到白人的认可而仿佛白人般行事的状态，将之视为一种内在殖民化。最近在日本，遗憾地也存在一种氛围：对中国持批判态度的中国人才被视为“好的人”。这种状况非常危险；更重要的是，这绝不是对等关系的建立。建设真正的共生关系，不应以强迫精神上的自我扭曲为代价；这应当是日本社会的责任。
也因此，虽然我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但作为研究者、实务家，也作为一个人，我会继续把自己能做的事情一点点积累下去。
我讲得有些长了。以上就是我的分享。感谢各位的聆听。
【文捷发言稿】
今天这个话题，说实话，非常应景。
高市政权刚刚创下近代日本历史记录的高票结果。朋友圈、群聊里，在日外国人几乎都在讨论同一件事：接下来会不会更严？签证会不会更难？制度会不会继续收紧？
与此同时，网络空间里的那种敌意，其实一直都在。
对外国人的嘲讽、指责，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恶意。
前段时间奈良那件事，大家应该都知道。一名YouTuber专门跟拍中国游客，只要看到有人和鹿互动稍微用力一点，就冲上去指责对方“恶意踢鹿”。然后视频被剪辑、被放大、被炎上。
很多在日外国人都很害怕。
他们怕的是——哪怕做错一件小事，被剪辑，被挂在网上，被无限放大，最后甚至影响自己的再留资格。
这是一种长期的心理紧张。
我身边也有朋友，干脆在工作中使用日本名字。
不是因为身份认同问题，而是为了减少摩擦。减少误解。减少被贴标签的风险。
在企业咨询的实务中，我们看到更典型的一种做法：
不少外国人经营者主动请日本人担任甚至只是挂名，担任代表取缔役或取缔役。
理由也很直白——让公司“看起来更像日本企业”。
像是给企业加一层防火墙。
这是一种很现实的策略。
但坦白说，也带着一点无奈，深思起来让人不由苦笑。
但不管是改日本名字，还是借日本人名义做公司，本质上都是“借名求活”。本质上都是在自保。可问题在于——如果真的到了排外情绪全面高涨的时候，这种策略，能挡得住吗？
恐怕挡不住。
所以问题就变得很现实：
日本到底有没有进入民粹主义与排外主义的大浪潮？
我们是在过度焦虑，还是应该真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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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华情绪：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接触过中国人
刚才渡贯已经从学理上做了非常系统的分析。我想换个角度，从一个“当事人”的位置，补充几句。
他区分了三个概念：对华情绪、民粹主义、排外主义。
先说对华情绪。
数据很清楚——80%到90%的日本人，从未真正接触过中国人，也没有去过中国。很多情绪，其实不是建立在个人经验之上，而是从甲午战争以来、经过媒体反复塑造的一种“想象中的中国”。
这是一种“媒体传统”。
这种长期积累的“媒体传统”，其实塑造了很多对华的“猎奇”及“嘲讽”“以供娱乐”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并不建立在真实互动上。
我以前在日本电视台做驻台翻译，对这一点感受非常深。说句实话，很多制作节目的人并不讨厌中国人。他们只是知道——什么样的内容能提高收视率。于是他们挑选那些符合日本大众想象的片段去放大。
结果是，观众形成了刻板印象和不友好的情绪，但制作人本身可能对中国人并没有个人敌意——只是行业默认那样做才能确保高收视率。
这是结构问题，不是个体问题。
同时，渡贯还提到，调查显示，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显著上升，大都建立在其与在日华人之间的真实交流经验。
听到这里，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
那我们每个在日外国人不就成了“民间大使”了吗？我们要身体力行，通过真实的交流经验，扭转日本媒体打造的刻板印象！
但我必须承认，我确认在某些稿件中看到过这个说法，但这让我很有压力。
它听起来很荣耀。
但说实话，也很窒息。
真正的大使，是国家训练出来的专业人员，背后有完整的制度支撑。
而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们不能代表一个国家，更不能代表一个民族。我们只代表自己。
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课题分离”。
如果你妈说，她因为你不结婚而吃不下饭，那问题在她吃不下饭，她应该去看医生，而不在你的婚姻。
如果媒体制造对华敌意，那是媒体的问题；
如果社会有结构性偏见，那是制度层面的问题。
我们当然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好自己：
认真工作学习、认真做人、如果能把日语练好，交流时释放善意，同时也学会识别恶意。
但我们不需要背负“为国家形象负责”的心理负担。
这就是渡贯所说的，“像普通人一样自然交谈”，这种自然的交流，可以在交流的双方的心中累积起安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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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为什么一边欢迎外国人，一边又否认移民？
第二层分析，是区分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
这两个概念非常关键。
日本社会为什么一方面大量引进外国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否认“移民国家”的身份？
因为在理性层面，日本产业界和执政党早已承认：
少子老龄化及全球化浪潮之下，外国劳工是必要的。
但普通民众在情感上未必接受“移民国家”这个概念。
于是就出现一种矛盾状态：
欢迎你来工作，但不愿承认你是“移民”。
参政党去年街头高喊“反对恶质外国人”的场景，大家都记得。
这是民粹主义与排外主义结合的典型表达。它抓住的不是理性，而是民众的不安。
但日本并不是孤例。
欧洲极右翼抬头，美国强调“America First”。全球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情绪。
问题是，日本是不是也正在走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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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局势真的那么糟吗？
我们需要冷静一点。
上上一轮选举期间，“外国人问题”被高度政治化。执政党在压力之下，也采取了一些趋严措施。这是选票竞争的逻辑。
我们需要冷静判断。
真正要观察的，不只是极右政党得票多少，而是他们对执政党带来了什么影响。
石破时期，自民党支持率低迷。面对民粹在野党的压力，执政党采取了“吸收部分议题”的策略——归化制度收紧，经营管理签证调整，这些都发生在那个阶段。
我开玩笑说，这个战略叫“走民粹的路，让民粹无路可走”。
如今高市政权获得超过2/3议席。
我们仔细看她的竞选重点，会发现——外国人议题已经不再是核心话题。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日本政治重心，暂时从“外国人问题政治化”回到了国家安全、经济增长等主轴议题。
而在这些议题上，政府必须依赖产业界。
产业界长期立场很明确：需要外国人才，需要外国资本。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面开放。高市甚至还继续沿用了石破的外国人收紧政策。
日本的基本逻辑仍然是：欢迎劳动者，但不承认移民。
也就是说，我们回到了那个熟悉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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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是不是被当成了“靶子”？
总结一下。
当前在日外国人感受到的“收紧”，更多是上一轮选举博弈的产物，是民粹排外议题被政治化的结果，而不是单一由高市政权主导的转向。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明确排外倾向的政治势力对政策的持续影响。
说得直白一点——
外国人，在选举期间，确实成了“靶子”。
不同阵营都在围绕这个靶子射箭,
这个现象同时发生在日本，欧洲和美国。
那在日外国人怎么能避免成为靶子？
如果一个犹太人出生在纳粹德国，他个人能否阻止历史的悲剧发生？
恐怕不能。
同样，个体无法左右宏观政治趋势。
历史从来不是单线前进的。
政治气候也会不断变化。
我们能做的，是理解制度，掌握规则，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同时保持对政治气候的敏感，但不要过度恐慌。
另外就是，有时间的话多做做公益，参加志愿者活动。
谢谢大家。